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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企业回迁,带给大湾区的新考验!
2018年06月29日 18:04 作者李乾韬 来源互联网 浏览321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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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,日本的经济学者赤松要发现,生产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制造业发生转移,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后,经过一段时间发展,生产要素再度变化,产业则再度向相对更落后的地区转移。

赤松要的这一理论被称之为制造业雁行理论,又被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候鸟效应。

寒冬将至,大雁南飞,这是求生本能。成本上升,制造外迁,这也是企业的求生本能。

珠三角近40年的发展几乎也是侧面印证了雁行理论。改革开放之初,珠三角也是承接香港、台湾、日本等地的产业转移,人工、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成本很低,加工贸易制造盈余丰厚,工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。短短几十年,珠三角就完成了从农业基地到“世界工厂”的转变,这正是雁行理论的强大效应。

但而今,当初的生产要素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土地、人工已经很贵,大约从2006年开始,珠三角制造业就开始有小规模外迁迹象,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,一度让珠三角制造重镇的东莞出现大片的厂房空置。近两年,珠三角各地土地价格上升很快,产业空间日趋紧缺,更多的制造企业面临被“挤出”。

制造业附加值较高深圳也不例外。有机构不完全统计,截止2017年底,有超过1.5万家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出深圳,其中不乏深圳本土明星企业。

如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;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;大疆科技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;富士康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;欧菲光、兆驰股份、兴飞科技、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。

制造业大量外迁,曾一度引发惶恐,别让谁谁谁跑了之类的文章成为爆款。其实雁行理论只是经济规律的一面,原有产业迁出从另一个角度看,则是转出地的产业升级条件已经成熟。

在赤松要的雁行理论描述中,新的产业在旧产业转出后得以成长,日本在原有产业迁出后,完成了新的产业升级。深圳,亦或者放眼整个珠三角,正是在一次产业升级的大转型之中。所谓产业升级,其实也是新旧更迭,新的更有创新力的企业在本地淘汰旧的低效率的企业。

观察企业外迁另一个有意思的窗口则是制造业的回迁。深圳市钟表与智能穿戴研究院CEO杨景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过一个小故事:

前两年外迁到湖北的一家精密电子企业又回来了,原因很简单,在深圳一个配件2小时配齐,而在外省需要2个星期!这样的例子在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很多。大量制造业回迁,也依然是算一笔经济账。

现代产业的成本计算已经并非土地、人工等传统主要成本项目,更包含了物流、人才、产业配套、融资等综合要素。因此,撇开制造企业大量回迁珠三角不谈,即便是华为等将生产基地外迁,但总部依然留在深圳,这种做法无非是把企业的各类成本放诸在合理的位置,仅此而已。

产业链就是利益链。企业外迁或回迁,背后的驱动皆是企业发展的利益考量。对珠三角而言,企业回迁固然充分说明本地综合成本竞争力的改善,同时也给本地土地空间利益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挑战。以深圳为例,早在2004年,深圳就已经在全国率先面临着土地、资源、人口、环境“四个难以为继”的严峻困境。

其中,土地空间资源紧缺问题尤为突出。自2012年起,深圳存量用地供应开始首次超过新增用地,土地开发强度超过150%。如何集约利用存量土地,是摆在大湾区诸城面前的重要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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